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为开端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它包括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和在此期间出现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

    这30年的文学史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却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它是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显示出新文化与旧传统的深深“断裂”，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它以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开创了新文学的新天地；几千年古典文学的根本变化就从这里开始，当代文学的种种端倪在这里显露。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质，是中国以往任何一段文学史都难以相比的。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大大的发展阶段，即“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第一个十年，包括了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般称为五四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即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胡、陈二人的文章作为理论先导，为文学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猛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冰心、许地山、郁达夫大呢感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冯至等一大批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这一阶段撒问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冰心、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或小品）中；此外，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更初萌芽。话剧方面则有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新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创作都是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更突出的主题是反封建。农民及其命运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和素材，而且同历来的文学不同，作家在描写农民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具有更强大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探索也得到了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高度敏感，描写了他们摆脱了封建道德束缚个性解放的奋斗与抗争，同样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其中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接近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而且，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为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丰富多采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和壮大。这一时期文学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广为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开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络的格局。这一时期文学的局限在于，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比较狭窄，不太熟悉自己以外的天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情绪成为一时的风尚。有些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能力；而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上的某些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倾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更好地实现民族化、大众化。

    第二个十年（1928-1937）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由于左翼文学的空前高涨，通常也称“左联”时期的文学。1928年前后，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开始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取得了广大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30年代初成立的“左联”等左翼文学团体，把这一运动全力推向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显著增强。作品的题材扩大了，很多作家注重正面反映轰轰烈烈的物产阶级革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学侵略的罪恶，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作品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也进一步深化了，革命者的形象和地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形象的塑造，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很多作品不仅表现农民的苦难遭遇，而且着力描写农民的思想觉醒和英勇斗争；不仅揭露封建压迫的残酷和阶级矛盾的对立，还注重展示帝国主义势力对农村的入侵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都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茅盾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作家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风格独立的作家也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和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达到了很深的思想境地，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普遍超过了上一时期，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尤其是一些左翼作家对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还缺乏实际了解，因而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的弊病，有些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一些作品虽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练，显得较为粗糙，以至影响了作品长久的审美价值。这一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中虽也广泛注意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多次展开过专门讨论，但问题远未解决。

    第三个十年（1938-1949）

    第三个十年，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又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日初期的文学，广大作家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救亡运动，积极宣传一致抗日和爱国主义思想。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历史剧，作家们纷纷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反映严峻的现实，表达人民的正义呼声。其中，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历史剧更为成功，影响更大。后一阶段文学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在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马克思注意文艺思想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涌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比较典型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显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及沦陷区，主要围绕反压迫、争民主的民主革命运动，出现了大量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金锁记》等等，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表现了40年代各种不同的人生形态和人性性质。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30年，无论是它自身的演变，还是它和时代社会的关系，都可以看出，他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和新民主注意革命斗争相辅相成的，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鲜明特性。在3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虽然出现了多样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但总的说来，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其主流，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渗透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