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应制举，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至五年（810），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元和五年，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811）四月至九年（814）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元和十三年（818）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任苏州刺史。白居易晚年无意仕进，加之身体多病，大和二年（828）他由秘书监转刑部侍郎时便下决心退休，第二年以太子宾客回到洛阳。自此到逝世，他一直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此文中也明确指出：“仆

　　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白居易更为看重的是自己的讽谕诗。

　　他的《秦中吟》lO首、《新乐府》50首等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如《秦中吟》其十《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借助“田舍翁”的低头“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剥削与被剥削、贫与富的社会矛盾。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实际上，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写得更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以《长恨歌》为例，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更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等多种说法。实际上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其“长恨”主题所蕴涵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的悲剧分别看做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三重变奏的统一整体。

　　白居易的杂律诗中流传较广的是一些写山水风光和友情的作品，如《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写得自然流转，明丽圆熟。以谪贬江州为界，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前后判若两人，闲适诗多创作于后一时期。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本之于安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受陶渊明、韦应物的影响较为明显，诗风浅近平淡。

　　如《小池》二首其一：“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余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表达知足常乐的心态，能引起淡邈悠远的想象和亲切的感应。又如《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本是邀请朋友前来小饮的劝酒词，既有所渲染又简练含蓄，有一种温厚柔和的情致，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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