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个问题，研究符号互动主义的学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如何理解、评价米德有关自我及自我与社会间关系的理论。如本章的第一节所述，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之内容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他在论述关于心灵、自我、社会的理论时，一方面使每个范畴之中都包含着两个对立的因素，如心灵中的冲动和理智2a我中的主我和客我；社会中的个人和“他人”。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地强调“对立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因它们间的互动而统一。如此性质的思想自身就包含了“确定与不确定”、“动与静”之间的矛盾。“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其体系是完善的，其逻辑也是自足的。因而对学习者来说，其困难并不突出，只要以”辩证的思维“去领会”辩证的思想内容“即可；但如作为一个信仰米德学说的科学研究者，由于他的主要任务并不仅在于如何准确地接受、理解米德的理论，而更在于如何很好地、更客观地将其理论运用于研究实践，这就必然地遇到如何处理科学研究中的客观和主观性问题。对如此间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符号互动主义的信仰考虽然在理论上同出一源，但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则必然要表现出他们问的差别。

　　现以库恩和布鲁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理论上。库思从未反对米德关于人的社会行为的全部思想。但他并不认为米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有效地实施。因此，他认为，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研究音必须舍弃米德思想里的主观的、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库恩所提倡的有关符号互动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有关这种理论的方法论，不是没有其合理性的。至于布鲁默的符号互动主义，其理论内容和性质与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并无多大的区别，但在研究方法论上，他们间的差异还是可见的。米德的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倾向于注重科学的客观性；而布鲁默虽也注重如此的要求，但他同时要求研究者在探索互动背后的意义时，对被研究者的主观性的内容要通过“移情”或“内省”的方法去获取。这样，在研究方法论问题上，他必然要与库恩产生分歧。正围如此，对这两派颇有研究的迈尔策和培特拉斯，在比较研究这两种符号互动主义时才认为，两派问争执的根本原因是：对米德的符号互动主义在实践方面的理解不同、要求不同。

　　两学派之争的意义关于第三个问题，即：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除上述两个问题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确实有着重要的原因，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热衷于讨论布鲁默、库思与米德学术思想及其方法论间的关系，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间冲突在新形势下的表现，或者如同迈尔策和培特拉斯所说，是源于19世纪末由德国学者兴起的方法论争执的继续。

　　在西方社会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上，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在德国发生的一场“MethodenMreit——关于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争执，影响更大。参与这场争执而且表现得尤为出色的学者包括：西南学派（又称为巴登学派或弗莱堡学派）的威廉·文德尔班，他的得意弟子海因利希·李凯尔特，以及著名的学者威席·狄尔泰、马克斯·韦伯等。在这场争论中。尽管他们涉及的话题内容广泛，但中心问题则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研究人和社会的结果能否成为科学。

　　其二，如果能成为科学，那么研究实践如何执行，即是说，以何种方法论为指导。

　　其三，研究人和社会是否一定要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化学、生物那样，严格地遵循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他们对如此间题的回答并不统一，但他们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上则是同一的。

　　对西方社会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实证主义哲学以其研究方法论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它的研究方法论来说，其主要精神导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在孔德和穆勒等人的培育下，后又经“维也纳小组”的一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不懈努力，这种方法论不仅对研究原则给以逻辑自足性的解释，而且在研究程序方面也提出了系统性的要求。尤其是自一些实证主义大师因政治及其他原因移居北美之后，在美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按布利安特的说法，这种方法论更以实用性的、操作性的实证主义而强有力地影响着研究实践。所谓定量法就是这种方法论具体化的直接产物。

　　定量研究的基本原则是：知识的发现要依靠归纳法，检验研究的结果所形成的假说或理论要以“假设一演绎”的模式所需求的逻辑程序加以检验。例如，对于一个信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研究者来说，下面的三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步，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上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这就是说，一个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能被其他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同样地获取。表现于研究实践，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们的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失去这一点，整个研究也就失去其科学性。

　　第二步，依据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假设（或理论）；而且要蹬循“假设一演绎”的检验逻辑，让这假设接受严格检验（通常，统计学中的显著性检验法被广泛地运用）。

　　第三步，依据检验后的假设性质去构建一个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以便让这种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对原先所研究的问题给以合理性的解释，对所研究问题中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作出合理性的回答。库恩遵循的就是这种方法论。

　　作为事实，自实证主义在美国生根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然而，同样作为事实的是，自“MethodenMreit”之后，在如何研究人和社会的方法论问题上，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定性研究法的日益盛行，方法论领域里领主身份的定量研究受到了有史以来的强劲对抗，这必然要求定性研究不仅要在实践上与定量研究分庭抗礼，而且要在理论上占有合法的地位。因此。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那些祟尚定性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寻求各种支持定性研究的哲学或社会理论，如现象学、栓释学、符号互动主义等。然而，并不像现象学或设释学那样，由于符号互动主义自身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论（定量与定性），这就使无论是祟尚定量研究的、还是祟尚定性研究的学者都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只能运用定量或定性研究模式？

　　二、某种哲学或社会理论是否就只产生一种方法论？

　　三、是否定量与定性研究模式就必然地相互冲突，不可能“合作共事”？

　　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对两个学派在研究方法论刀面的讨论，从形式上看，似乎仅是就事论事性的学术性讨论一一布鲁默、库思与米德学术思想及其方法论间的关系，但从本质上看，其意义是深远的。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从现在的情况看，基于实用主义的传统，美国的方法论学家们妥协性地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原则上，符号互动主义的研究方法可兼容定量、定性。能使两者相得益彩，共辅一“主”；但在具体的研究实际中，由于具体的研究目的不同，具体的研究者所受的研究训练有别，偏向于定量或定性的导向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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