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恰当性“是一种事件的先后顺序、其程度是按照经验的规则存在着‘种机会：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实际进行着”。这里所说的“机会”指的是概率，它在理想情况下可以用数字形式表示。因此，因果恰当性是指在从主观观点出发所作的理解结果与从客观观点出发所作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统计规律上的相符。

　　在《文化科学逻辑的批判研究》—文中，韦伯在与历史学家梅耶（EduTd M‘yer.1855—1930）的争沦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方法论观点。他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蕴含着文化价值，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因此社会科学中没有规律可言。只有具体的因果关系，规律具有必然性，具体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可能性”。

　　书伯认为，客观可能性和因果恰当性在理解的基础上是统一的，因果恰当性是客观可能性中的因果恰当性，没有害现可能性，因果分析就变成了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没有因果恰当性，客观可能性的分析就没有着落，社会学的研究也就失去意义。

　　综上所述，韦伯在建立其方法论体系时，既考虑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主观性，又考虑到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对客观性、确定性的追求。他通过对主观恰当性、因果恰当性和客观可能性理论的构建，在认识论上提倡因果多元论，使社会科学摆脱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框架，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这样，他在强调理解的同时又为其理解社会学提供了客观基础，为社会学的科学地位设置了一道“确定性”防线。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韦伯理解社会学中的实证倾向和科学信念。

　　价值中立

　　1904年，韦伯发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一文（以下简称《客观性》）l1914年，在“社会政策学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韦伯就新历史学派在经济领域推行伦理价值判断的观点发表666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

　　上述两篇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什么意义上说与社会和文化现象相关的那些学科中也存在—‘般的“客观有效真理”。韦伯的意思是，在抄及主观意义现象的专业学科中（如社会学）。客观研究如何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为解决这个问题，韦伯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法，即“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

　　对价值中立的理解还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即价值判断得到更好的把握。价值判断应理解为“是对易受我们影响的那些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现象的性质所作的实际评价。根据这种价值判断即这一逻辑原则的有效性和含义。某一特定学科的‘自由’问题，与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即人们在教学中是否应当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b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是根本不同的。这一问题很难加以科学的讨论。它本身完全是一个实际评价问题。因此它的更终解决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价值判断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其二，科学中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就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摆脱价值判断。或者不作价值判断、暂停价值判断；

　　其三，价值判断是科学领域之外的问题，不能依靠科学来解决。

　　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韦伯反对把学术与政治搅在一起，主张把讲课与演说区别开来。讲课

　　是学术活动，是科学内的事情，不应有价值判断；演说是政治活动，是科学外的事情，可以且应该有价值判断。可见，韦伯的价值中立乃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而不是学术本身的一种构成原则。价值中立不是要求学者没有或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应弄清在什么地方要诉诸分析的理解。在什么地方要诉谙情感，告诫他们不要把关于事实的科学分析与关于事实的评论相混淆。

　　在提出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后，韦伯面临两个实际酌问题：

　　一是怎样选择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

　　二是怎样确定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

　　他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很明确，并且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特征。价值中立是研究过程所要求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有价值判断，那么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可言。但是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立窝不开价值的指导，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观，那么课题的选择就失去了原则，关于具体的实在也失去了有意义的知识。

　　对第二个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韦伯的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因此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是：“一方面，我们希望理解个别事件在其当代形式中的各种联系及其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理解它们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种种原因。M”简言之，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就是对个别社会现象蕴台的文化意义作出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这与前述社会学的两大任务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因果说明不是一个规律问题，而是个别现象中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即归因问题。因为，寻求规律是社会科学力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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